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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古迹考

 

蚩尤古迹考

编者按:

人类是如何认识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历史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不过三千多年,最初的文字是通过怎样的追溯记述上古历史的?一首传唱了数千年的苗族史歌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吗?歌谣中的上古地名现在还能够找到遗迹吗?《蚩尤古迹考》的作者,通过对蚩尤古迹的实地考察和对古文献资料的研究,阐述了一些上古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个人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1、蚩尤活动中心地“直米利”就是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汶上县的古城遗址——“致密城”;

2、汶上南旺湖中的“阚城”遗址是蚩尤的“冢城”,是“监城”、也是祭祀蚩尤的宗祠所在地;

3、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发生地,实际是在今天的山东巨野一带。“巨野”古称“钜野”即“绝辔之野”,而蚩尤行刑的“中冀”却是“重聚”之讹;“阪泉之战”发生地也在南旺湖遗址;

4、蚩尤战败后其“八十一兄弟”部落被流放四方,今天的晋、冀和蜀、黔等地仍保留众多的蚩尤遗迹,而这些遗迹则是被流放的蚩尤遗民的纪念性图腾遗存;

5、蚩尤是“九黎之君”、上古天子,是最早定居的农耕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被妖魔化的始作甬者是孔子;

6、“史歌”和“民俗”一样,是上古历史的特殊传承方式;“海市蜃楼”和“蚩尤旗”现象不只是神话和传说。

《凤凰网·历史频道》曾于2011年7月27日发表的《揭秘蚩尤家园:一座湮没五千年的历史古城》系本文作者的“初稿”,内容比较简略。作者自己认为,那初稿的有些观点尚不成熟,如认为“致密城”后来改为“阚城”、孔子“宰中都”的地方远离致密城等,是误把“阚城”当作“致密城”了。因此,作者在本文中对此均做了修正。

本文大胆探究,思路清晰,前因后果,自成一体。值得一读,值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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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蚩尤冢”位于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南部南旺湖区的“阚城”遗址。阚城是上古“九黎之君”蚩尤的“冢城”。据调查,南旺湖一带曾经是蚩尤部落活动的中心地,有古中都“致密城”遗迹。本文通过对阚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口碑,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考古学诸视角,探究“致密城”、“蚩尤冢”及“涿鹿”、“重聚”等历史地理问题。

 

主题词:致密城 阚 涿鹿 重聚 蚩尤 历史地理

 

直米利在北方中心地/直米利平原大又宽/直米利地方气候暖……是谁先来居住在这里/是谁居住在这大平原/格蚩爷老、格娄爷老率先来这里/二位爷老率先住在大平原/他们开山采石来修建/建了一座金色大城垣/城外修成九道拐/城内修成九道湾/城墙粉刷上青灰/城内铺垫青石块/城门塑起九头狮/城内铸起九条龙/平原金城光闪闪/金城灿烂映青天……

——摘自苗汉文对照版《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②·直米利地战火起》

 

上面引用的这段苗族史歌,牵涉到有关地理和历史问题。我的文章就顺其自然从苗族史歌中有关地理和历史说起。

 

一、破译“直米利”

蚩尤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贵州西部苗族地区有一首传唱了数千年的史歌《直米利地战火起》,被认为是反映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蚩尤部落战败流徙的历史口碑,笔者深以为然。歌词中多次提到的“直米利”、“浑水河”等地理概念,人们历来对其理解、特别是具体所指,一直是众说纷纭。

“直米利”也译作“直密里”,是苗语音译,“里”即田地,汉文意思是人群聚居的地方。“里”在苗语西部方言的书写形式为lax 或Liaj,在中部方言发音lix,意指“故里”、“国土”、“城邑”。“直密”与汶上古城“致密”发音相同,疑为一地。“直密里”可以意译为“致密城故乡”。

关于“致密城”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版《汶上县志》、《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等。古之中都,今曰汶上。“孔子宰中都”之“中都”,治在致密城。《水经注·汶水》引《郡国志》语:“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也。中都本治致密城,在今县西三十九里。”说明春秋时期作为行政区划的“中都邑”,政治中心仍在“致密城”。

致密城又称“殷密城”。《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中都县邑界有殷密古城,即古之中都国城也”。“殷密城”之谓似乎追溯春秋时期的致密古城在殷商或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郡县志》、《旧唐书》和《一统志》等均有记载。

汶上建置历史悠久。县志记载:夏商有古厥国、周鲁名中都邑(治致密城),战国属齐,为平陆邑,汉置东平陆县,属东平国,后汉因之;魏为平陆县,属东平郡;北齐改乐平县;隋复曰平陆,属兖州,唐因之;天宝初改中都县;贞元十四年改属郓州,宋因之;金曰汶阳县,泰和八年改为汶上县。另外《县志》记载,今汶上县境内出现过“阚”、“郕”、“桃”、“郑”、“郈”等古城。上古地名尚用一字,“致密”是个例外,似乎是个形容词,有极坚固、极秘密的意味,很象一个口口相传的名称。

有关“城”的概念,《说文解字》释:“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春秋谷梁传》:“城为保民为之也”;《墨子》:“城者,可以自守也”。这些概念一则说明原始的“城”的构筑是夯土而成,二则说明城的功能是“保民自守”。“城”的作用主要是防御外来入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财富也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刺激人类贪欲,于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为防止异族掠夺,不得不高筑起防御性的城堡,是为“城”之雏形。

现代考古发掘不断证明大约五、六千年前修筑城垣的历史事实。从山东地区发现的大量龙山城址看,大多属于“台城”,直立的城垣采用了“版筑”技术[1]。至今鲁西南农村保留着筑房“打墙”的技艺:用大夹板密填泥土和麦秸的混合物,夯筑、捣实墙体,然后取下夹板,持宽厚的大木板用力拍打,以图墙体致密,坚实牢固。“墙打百板还透风”的古谚,透露出古人营造土城的不传技艺。

1928年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龙山文化城垣遗址,199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再发掘,发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龙山古城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地区又发现大汶口-龙山城址40余座,大体反映了东夷民族在蚩尤时代所修筑的城垣面貌。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城址从规模和形制上看已脱离了单纯军事防御性质,而是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意义,如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这四个龙山城址,可能就是龙山时期四个方国的城池,说明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雏形基本形成。小的龙山城址可能具有了“邑城”的性质,应该属于围绕在“中心地”即“都城”的“二级城”,反映出当时的东夷人已存在“都、邑、聚”的行政等级结构。

按史歌的描述:“直密”位于两河,即“浑水河”和“清水河”之间、三个平原的中心地。“浑水河”当指“汶水”。汶水今名“大汶河”,发源于泰莱山区,汇泰山山脉、蒙山支脉诸水,自东向西流,其支流西南流。《水经注》:“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淀);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又西南迳致密城南。”“茂都淀”即南旺湖。明代扩建南旺湖,使之成为大运河南旺枢纽之最大的“水柜”。

大汶河属季节性河流,流量差异大,含沙量又极大,向为水患治理之难题。明初重开会通河,疏浚小汶河“引汶济运”,以解决南旺“水脊”问题,即利用旧有汶水之溜道,迂回开挖曲折的引水渠。汶、运交汇的分水口淤沙成患,影响运河通航,明清两代统治者不惜斥巨资,动员十万民夫常年清淤,“每年一小挑、三年一大挑”,可见泥沙之重、工程之巨。挑土积五百年之功,遂成“南旺分水口”和“分水龙王庙”周边“四山朝拱”之势,据说六十年代初四个土山仍高达六十多米。故辞书多释“汶”有污浊、浑水之意。而“汶”之读音近似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之Vang,值得注意。

“清水河”指“济水”。按《水经注》,济水下游称“清水河”,为古之“四渎”之一。黄帝和蚩尤等部落先民多在这一流域活动。前蜀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述,黄帝与蚩尤作战失利,登济水之源王屋山主峰,设“天坛”而得破蚩尤之策。《水经注》载古济水流经致密城之西。《左传》载:“任、宿、须句、颛叟,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有济”即济水。即是说蚩尤部落继太皞之后、于少皞之世生息于济水流域。“济水”音近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之Yik。汶水和济水将鲁西南大平原自然分割为三块,而“致密城”恰在这三大平原的中心腹地。

《尸子·仁义篇》记:少皞(昊)“邑于穷桑”,《帝王世纪》也说“少皞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周人称穷桑为“少昊之虚”,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逸周书》记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西)方”。可见,蚩尤部落的中心聚居地位于穷桑(曲阜)西方。今汶上南旺位距曲阜之西约百里,相当于穷桑之西境,[2]这里是济、汶交汇的“两河流域”三角地带,“两河”在古代是军事防卫的天然屏障,且平原广袤有利于农业生产,蚩尤在此建立中心都城最为理想。

南旺民间代代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南旺湖中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皇城”,从古至今不少人亲眼目睹过它的“再现”。

《姬氏志·阚城志》记载:“晨起者常于烟雾交加之会,见城堞宫室之状”。据目击者称:日出之前,云雾弥漫,在烟波浩淼的南旺湖湖面上,首先出现巍巍城墙,然后一座城门楼,接着城门开启,隐隐约约有不少行旅商客出入。幻景在晨雾笼罩之中,飘飘忽忽,时隐时现,待到日出,景色渐渐变淡,直至消失,又恢复了碧波粼粼的湖面。据说这种美丽奇异的景观在五十年代还出现过两次,民间俗称“陷皇城”。

康熙间《续修汶上县志》载前人《湖市》七律,言“春夏雨后,‘湖市’特现,与海市同。”诗曰:

 

沧茫汶水汇三湖,势控分流此地孤。

人物升沉千万劫,楼台出没九如图。

收来眼底成真幻,捲去空中看有无。

苍狗白衣何足异,须臾天地一荒芜。

 

又有赵瑢步“前题前韵”律诗:

 

长堤尽处是西湖,草树阴阴幻影孤。

鲛室织人明匹练,琼宫珠蕊隐如图。

千家城郭云衔出,四壁楼台鸟人无。

回顾山村迷径路,天台几日到平芜。

 

“陷皇城”现象即“海市蜃楼”,这里被称作“湖市”,不同于海洋和沙漠发生的光折射现象,当属“电磁感应”的影像录放原理。汶上县城宝相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发生的“佛光”现象与此相类,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皇城”是什么城?《黄帝玄女战法》:“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路史》载:黄帝攻蚩尤“三年九战而城不下。”蚩尤部落据城坚守,凭借城坚、食足、兵强等有利条件,使黄帝部落屡战屡败,黄帝甚至准备采取“万隐万匿”(《黄帝问玄女兵法》)的战略,以避其锋。那么南旺民间传说中的“皇城”会不会是蚩尤坚守了三年的中心都城呢?

今天的南旺湖区早已干涸,从这里的地貌方可判断春秋大墓群的位置,而这一带正是上古致密城的所在地,是蚩尤活动的中心地。当地民间所说的“皇城”应该就是“致密”,这里山川秀美,物产富饶、黎民安乐,致密城当是一个雄伟壮丽的特大规模的上古城垣。这里应该就是苗族史歌中屡屡提到的“金色大城垣”——“直米利”。

二、“阚城”地望

明代《汶上县志》、《姬氏志》、《治河全书》和《水经注图》等均标识“蚩尤冢”位于汶济交汇、济水西侧的南旺湖中。济水即京杭大运河故道,元朝开挖会通河,利用的就是部分济水河道。黄帝三年克蚩尤,“以甲兵释怒”(《逸周书》),国破城废,昔日辉煌的金色大都城变成了血腥恐怖的死亡之城,国人瓦解驱逐四荒。祸首虽伏法,“天下复扰乱不宁”(《龙鱼河图》),说明蚩尤“八十一兄弟”部落不甘失败,打着为蚩尤复仇的旗号卷土重来。“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此时,黄帝“画蚩尤形象”、筑“阚冢”、设“阚祠”等举措目的在于安抚四方的敌对势力。这是一种“怀柔政策”,既满足战败者的虚荣使之归心,又控制敌对势力的军事行动而拒之千里。冢之名“阚”者,贬“谥”也。《诗·大雅》有“阚如虓虎”,《集韵》释为“兽怒声”,《广韵》谓之“犬声”。依周世“谥法”判:“阚”似虎之凶暴、如犬之狂吠,属“恶谥”,但仍不掩“鬼雄”形象,俨然“战神”不死。

《史记》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说“蚩尤祠在东平陆监乡,‘监’即‘阚’”;《集韵》:“(监)音阚(Kan),地名,在东平郡”;《史记·封禅书》:“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注》:“监,音阚”。“监”有牢狱之意,蚩尤虽死,刑首仍在被“监囚”之中,阚城就是“牢狱之城”。阚城位于致密城之南仅数华里,“监城”是为象征性祠祀蚩尤血食之“冢城”。

按《阚氏族谱》:上古周朝有阚国,传为黄帝姞姓子孙的封国,其后代以国为姓称阚氏;又,春秋时,齐国有大夫止被封到阚,其后人以封地为姓,是为阚氏;《续夷坚志·蚩尤城》:“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3];《皇览·冢墓记》说蚩尤冢在阚乡城中,“而蚩尤姓阚,故其后代亦姓阚”。大概元好问知“阚”遗迹因蚩尤冢所在而名,是以推测“阚姓”与蚩尤有某种关系。但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王揖唐感叹:“年代荒远,欲究其确,难矣。”

阚氏源出黄帝还是炎帝、或蚩尤,各说不一。《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认为,阚氏源出黄帝庶子姞姓之系;又记“阚氏之后又有监氏”,“监氏”之源显然是“阚”之异字“监”。今阚姓氏族认为郡望在今汶上县南旺湖中古阚城。阚城的历史在时间上与黄帝和蚩尤时代相当,要比阚姓起源早得多,故阚氏因地为姓当为可信。或许有少部分蚩尤遗民居留阚城守冢主祀,后世以“阚”为姓也有可能。

阚城附近有一片土丘,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君的墓茔,民间俗称“九公墓”或“姬家皇林”。《姬氏志》载:公元前702年,鲁桓公游于阚,次年会宋公于阚,桓公登凤凰岭“望气卜吉”,面南眺望风水旺盛(此“南旺”地名之由来),言死后葬于此,后世如其遗愿。其后的庄、闵、僖、文、宣、成、襄、昭诸公均葬于此。其中昭公被擅权的季氏大夫埋在诸公墓道之南(外),以示不得入祖茔。孔子认为季氏做法不合周礼,在任鲁大司寇时主持在昭公墓南面及墓茔两侧开掘了一条“U”形沟壑,名为聚合昭公魂灵。这条沟同时也把九公墓与阚城分隔开来,可见孔子是有很深用意的。《郡国志》记“中都本治致密城”,此致密城当是商周在原址上重修,面积要比蚩尤的都城小得多。今孔子从事“教化”和“讲学”、“钓鱼”等遗迹尚存(次邱镇湖口、朱庄一带)。孔子评价蚩尤是“庶人之贪者”,属于“乱力神怪”,对蚩尤嗤之以鼻。

北宋中叶阚城因地震毁陷,又黄河泛滥使之湮没。明代扩修南旺湖,蚩尤冢成了湖中孤岛。元代开挖会通河和明代创修南旺分水枢纽,将南旺湖一分为三,运河之西遂称“西湖”,阚城遗址也被称作“西湖阚乡泽”,阚址所在及鲁九公墓茔日渐模糊,宋元数百年间渐被人遗忘。明万历间发掘出土鲁公墓道碑,时人方省九公墓位置所在,阚城蚩尤冢再度引起注意。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废弃,泥沙淤积疏于治理,南旺湖成了平川耕田,阚城蚩尤冢长眠地下,更无人知晓了。

“阚”之记载,“冢”、“祠”并有,称谓很多。有“阚蚩尤城”、“阚城”、“阚乡”、“阚乡泽”、“监乡”、“阚冢”、“阚亭”、“阚祠”等诸称,实指一处。《郡国志》载“东平陆有阚亭”;《水经注》记“阚亭在县西南南旺湖中,有高阜六七”;《史记·封禅书》记始皇封禅泰山祭祀蚩尤:“齐八祀,三曰兵主,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正义》:“蚩尤冢在东平陆监乡,‘监’即‘阚’云”;《汉地理志》:蚩尤墓在东平陆寿张县阚城;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汶上县西南有阚亭,在今南旺湖中”;《古今图书集成·兖州府古迹考二》:“蚩尤祠在南旺湖中,故寿张境”;《大清一统志·兖州府》:“(古蚩尤墓)在汶上县南南旺湖中”等等。

关于寿张地望。按光绪二十五年《寿张县志·重修城垣记》:“寿张隶兖州,即战国‘刚寿’也。汉始置县,而城之名曰‘寿良’”;“寿张,古‘良邑’也,地在梁山之左。”宣统三年《续汶上县志》:“寿张,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为‘寿张’”;“寿良县因山得名”,是说“寿良”之名因境内有“良(梁)山”,西汉初置县,属东郡。两千多年来,因黄河屡屡改道变迁,寿张县城也几经北移。东汉初寿张曾辖管南旺等地,后期寿张县部分划入东平陆县管辖,故汉地理志言“东平陆寿张县阚城”。《地理志·东郡寿良县》又记:“蚩尤祠在西北济上”;《水经注·济水二》:“寿张有蚩尤祠”;《寿张县志·古迹·蚩尤冢》:“(蚩尤冢)在县南五十里”;万历《汶上县志·古迹·阚城》记载:“阚城在县西南南旺湖中,故在寿张境内,寿张北徙,今为县境。”

值得注意的是,“东平陆”一地名往往让人误认为是今天的东平县。事实上,今天的“汶上县”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平陆”和“东平陆”的名称:战国时始称“平陆邑”,属齐,即《史记》所谓“齐之西境也”,有“孟子之平陆”的典故;汉宣帝甘露二年置“东平陆”,分属东郡须昌县和寿张县,《后汉书·郡国志》记“东平陆,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三国魏晋仍名“东平陆”,属东平国;南朝改称“平陆”,属东平郡。故明代县志引《史记·正义》:“北至平监讬云‘平’,即兖之平陆县,监即故阚城,在平陆县西南三十里,又济水故道北迳阚乡城西。”

《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城中,冢高七丈,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曰:‘蚩尤旗’”。蚩尤很可能被杀于深秋十月,这时满山遍野枫叶鲜红,残阳如血、云似火烧,英雄末路也当感天动地。《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明理》:“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太白阴经·伏兵气》:“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尤旗见,兵大起”;《云笈七籤》:“帝令画蚩尤之形于旗上,以厌邪魅,名‘蚩尤旗’。”蚩尤旗成为后世义军和王者征伐的战旗。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起兵反秦,首先于沛庭“祠黄帝、祭蚩尤”;《汉书·郊祀志》:“高祖初起,……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云:“所祭盖天星蚩尤之旗。” 刘邦初定天下,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刘邦起兵之丰沛,乃古彭城“涿鹿”之郊。刘邦距离蚩尤时代已两千五百多年,同祀黄帝并蚩尤仍风靡当时,一则说明“独尊儒术”之前的蚩尤形象并非恶贯满盈的妖魔鬼怪;二则说明秦汉或更早,黄蚩子孙早已没有种族之分,而是融合为同一个民族大家庭。“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否则秦皇汉祖何以祀蚩尤?

蚩尤不仅为皇帝所祀,在民间也有很大的“魔力”。《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节(天中节)祭蚩尤除疫的情节:以朱砂在黄纸上书写“赤符”(端午的符咒):“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

“十月一”祭祀蚩尤的活动在鲁西南盛行,称“鬼节”或“寒衣节”。黄河下游四季分明,临近冬天,生人害冷,于是有了“送寒衣”祭先祖的习俗。今天参加祭祀的未必是蚩尤后裔,体现的是民族大融合的相互包容和文化认同。儒家文化发祥地顽强保留着鬼节祭蚩尤的习俗,说明上古人神沟通的“巫鬼教”遗风在民间根深蒂固。

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观念,使今天的苗族地区还保持着十月祭蚩尤的活动。明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独山州“九名九姓苗”,“以十月朔日为节”,多以农历十月一日为过苗年日期;台江县巫脚、宝贡、孝弟等地也都是在十月过大年。据考察,云南文山苗族地区每年十月的“踩花山”活动是为了纪念先祖蚩尤:花山场中所立的花杆上,挂一幅三尺六寸长的红布,叫“蚩尤旗”。立花杆时,主持人要念动咒语,追述战争和迁徙的历史,场景神圣庄严。

蚩尤生在“致密”,魂归“阚城”,两城均位于南旺枢纽大遗址,相距不过十数里。考之文献,尚有大量蚩尤活动的历史地理问题,值得商榷。 

三、“涿鹿”猜想

关于“涿鹿之战”发生地的问题值得再思考。以往学者普遍认为,涿鹿之战发生地在今天河北省张家口的涿鹿县,可以印证的文献数不胜数,三千年来有文字的历史铸成铁案,词典和教科书也引为信史。文字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汉文字的成熟期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甲骨文,而有确切纪年的文明史起端在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传说的历史却发生在四千五、六百年前。司马迁时代距离蚩尤已两千多年,如何超越文字的历史分析文献去伪存真、通过逻辑推理还原历史的真实?首先我们要相信传说的历史一定有所依据,而有文字的历史对遥远传说的记载又经过了两千多年,今天看来也就未必精确。笔者认为:黄帝与蚩尤之涿鹿大决战绝不可能发生在远离两个部落联盟活动核心即中原地区以远的河北、山西。“冀”字本身也明确说明今天河北简称为“冀”的地方远在中原的北部,黄帝时代那里还没有开拓,“冀”的字型构造可拆解为“北田共”,就象今天的南极,被公认为人类共有而非某国独有。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在当时被称作“有北之乡”,是天下共有的土地而非邦国所有,明显具有“中原中心论”的习惯称谓。而那场著名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土地肥沃、部落密集的“四渎”之域,部落之间所争夺的正是这块气候适宜、河流纵横的黄土地。大量考古发现也证明人类最早营造的城垣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最为密集,且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类似原始国家的特点。直到我们尚属模糊认识的夏商时代,历史记载了今天的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有明确的氏族部落和著名的城池。如夏代的“有仍氏”、“有缗氏”和“阳城”、“帝丘”等,而这些氏族和城池主要是黄帝后裔的战争利益的世代延续。

《史记·五帝本纪》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汉书·刑法志》:“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郑氏加注曰“涿鹿在彭城南”《逸周书·尝麦》:“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赤帝”即指炎帝。涿鹿的地望尽管争论已久、说法不一,如史学家吕思勉《先秦史》就推测在今徐州一带。蚩尤的中心地是“宇于少昊”的曲阜以西、徐州之北,故涿鹿在徐州说合乎文献记载。黄帝以涿鹿(彭城南)为中心地,辖今苏北和鲁西南,丰沛、枣庄、济宁和菏泽等部分地区属之。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为邻,或部分交叉杂居。两个不同信仰源流、不同种族图腾和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联盟在此间冲突不断,时战时和,长期磨擦,争锋不休,最终升级为不可抗拒的战争。

《皇览》曰:“(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山阳(治在今金乡县境)钜野县即今之巨野附近,蚩尤肩髀冢何以至此?窃以为,蚩尤被执杀地应该就在济水之滨的钜野(史称“大野泽”、“巨鹿泽”等),一个叫“重(zhõng)”的村聚(很可能是黄帝因其地发生事件之重要而取名“重”),这里是蚩黄争锋的战争重地,重聚地近致密数十里,而距离黄帝统治中心地涿鹿也不过二百里。蚩尤据(致密)城防守三年,以战略防御为主,即使进攻也不会长年远离自己的根据地,黄帝亦然。《说文》:“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周礼》:“(野)谓一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即国都百里之外谓之“野”。《五帝本纪》载“(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是说黄帝部落活动没有固定的中心地,尚属游牧的部落联盟。黄帝此时的中心地一度在今天的徐州一带,一个叫“涿鹿”的地方,这里距离钜野泽约一百公里,以黄帝中心论之,属“涿鹿之野”——历史从来以胜利者为核心坐标。如果说上古“涿鹿”的地理位置在今天河北张家口的涿鹿县,从距离上看绝无可能:今徐州至河北涿鹿直线距离七百六十多公里。黄帝的死敌蚩尤就近在眼前,双方没有理由倾举国之力,连年征伐、舍近求远,利益安在?不争中原反争荒边,匪夷所思。况且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如此大规模远距离旷日持久的战争,战线过长,粮草供给、后勤保障、调兵换防等都是大问题。“逐鹿中原”被误读了——河北“涿鹿”岂在中原?

学者余秋雨在《爬脉梳络望远古·触摸黔东南(六)》[4]中写道:“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景象也非常壮观。而且,这种壮观的景象也占据了辽阔的空间。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从今天河北北部的涿鹿县押解到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这条路很长,要穿过河北省的一部分、山西省的大部分,将近两千华里。蚩尤的手足都被桎梏磨烂了,桎梏上渗透了血迹。为什么长途押解?为了示众,为了让各地异心归服。终点是现在运城县南方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地方,那儿是处决蚩尤的刑场。”看似悲壮,实不可行,自不可信。

关于这一地理问题,历来治史者也是百思不解,如清代思想家全祖望,甚至不得已而判有“善”、“恶”两蚩尤,然而还是不能自圆其说,故发问道:“蚩尤死于涿鹿(河北涿鹿县),谁为远道葬之寿张者乎?”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蚩尤》认为全祖望解释太勉强,但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干脆说:“不必追索远道运柩之人。”搁置不论,不了了之。

另外,炎帝与蚩尤关系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想来没有新的证据也难以论说清楚。所谓炎黄之间那场著名的“阪泉之战”发生地史家从来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炎帝”就是蚩尤本人,“涿鹿之战”就是“阪泉之战”的延续。夏曾佑、吕思勤、丁山等史学家均持此说,笔者赞同并进一步猜想:“阪泉之战”应该就是黄帝与蚩尤战争的诸多战役中之重要的一个,很可能因之双方曾达成某种协议、握手言和而休战,其发生地也在蚩尤中心地致密城的附近,黄、蚩在此签订城下之盟:蚩尤拥戴黄帝为天下共主,但条件是保留自己的势力范围,继续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生活方式和独立的法律,从而成为“国中之国”。这样的协议显然不能一统天下、长治久安,双方很快毁约,重起战火。《水经注》明白记载:茂都淀是“阪水”的异名[5]。“阪水”的源头即“阪泉”。《逸周书》:“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路史·蚩尤传》也称蚩尤为“阪泉氏”。这一猜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蚩黄大战的结果以黄帝的完全胜利而告终。《逸周书》记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尸子》:“黄帝斩蚩尤于中冀”;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名其地曰‘绝辔之野’”。蚩尤战败后,黄帝执蚩尤在“中冀”行刑,其意在威摄仍在负隅顽抗的蚩尤族人。“中冀”应该地近“致密”。我们可以想见:蚩尤在战场上被俘后,很快被宣布各种不赦的罪名,押赴战场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中冀”,处以最残酷的刑法,身首异处,残缺不全的肢体就地掩埋,是为“肩髀冢”。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正乱》记载:黄帝擒蚩尤,“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约‘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血雨腥风、骨肉横飞,惨不忍睹,闻之悚然!

蚩尤首级成为黄帝招降其国人的号召物,被送到蚩尤的中心都城——致密城,从而得其族人匆匆掩埋(筑阚冢、设祠祀应该是后来黄帝所为)。

“重聚”之“聚”系原始村落,属“国家”最基层行政区划单位,是“都”、“邑”下的“三等采地”,《周礼》注:“三等采地”为“都鄙”,就是远离都城的边疆地区,其实这里距离蚩尤的中心地“致密城”不过三十公里。笔者认为:史书所记载的“中冀(zhõngjì)”应该就是“重聚(zhõngjù)”之讹;“绝辔之野”略作“绝野”,乃“钜野”之讹。所谓“黎山之丘”、“凶黎之谷”(《云笈七籤·轩辕本纪》)之“黎”泛指青山,故《归藏·启筮》有“青丘”之说,所谓“人间何处不青山”。“黎”通“利”,蚩尤部民之谓,“凶黎”则是诬称,喻蚩尤部民凶顽好战、穷凶极恶。今鲁西南称作“黎”的地名多矣,如黎山、黎塘、黎村、黎桥等等,此不作牵强之论。“重聚”所在的大野泽一带与蚩尤中心地“致密城”毗邻,是为可行、可信。

至于今河北、山西等地与蚩尤有关的地名、遗址,也如同“西夷”(以下有专门论述)一般,是流放的蚩尤遗民的纪念性遗迹。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济宁东部至沂蒙地区),迁恶者于‘有北’之乡。”时人所谓“有北”当今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一带,晋冀蚩尤遗民实为“北夷”。蚩尤死后又经过多年战争,其“八十一兄弟”部落战败逃亡(被追杀)至四方,后世所谓“四夷”皆是蚩尤遗民,当近历史真实。

四、“蜀”图腾

关于蚩尤遗民的流放迁徙问题学术界研究很多,故不复赘。仅就与“蜀”有关问题略作探讨。汶上南旺有“蜀山”,明县志:“邑之西南为蜀山,距县城四十里,屹立波心,若漂若浮,望之如螺髻焉”;续县志:“成公二年十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次日(月)十三国盟于蜀”,志引《钦定春秋左传读本》注云:“蜀,鲁地,在今汶上县。”嘉庆《一统志》:“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经研究大量卜辞认为:蜀地“盖北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而泰山至汶上一带正是蚩尤统治的核心区域,或者说,这块“蜀之疆土”即蚩尤国。

明朝围绕蜀山创修的“蜀山湖”是大运河南旺枢纽三大“水柜”之一,蜀山从而成为湖中岛。《尔雅》释山:“独”者“蜀”;《疏》:“虫之孤独者名‘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曰‘蜀’也”,故“蜀”通“独”。从字的结构上看,“蜀”与“蚩”都从“虫”,有贬污之意,故“蜀”与蚩尤有关。今四川称“蜀”者,犹如南夷曰“蛮”,属贬称。殷商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多见“蜀”字无“虫”。《路史·蜀山氏》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似乎说反了。史学界普遍认为:古蜀人先民蜀山氏发迹于岷山,属于古羌人分支。“羌”通“姜”,《归藏》云“蚩尤出自羊水”,“羊水”即“姜水”。《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元和郡县志·剑南道和州下》云“古西羌地也,羌本出三苗”。由此推之,蚩尤遗民的一部分先被流放到“三危”,即四川岷山。这只迁来“三危”的部落很可能来自鲁西南。岷山又名“汶山”,蜀山氏是蚩尤遗民,其一支“蚕丛氏”南下成都平原,建立了最早的邦国。三星堆考古学者陈德安介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方向均遥对岷山之首的九山主峰,此一现象表明蜀人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岷山山神,故而祭祀瘗埋如此丰富精美之礼器。”可见古蜀人是重祝巫祭祀、重文化传承的民族。岷山、岷江之“岷”通“缗”,上古之“缗国”故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济水上,为早期蚩尤部落活动区域,“岷山”之“岷”当是蚩尤遗民迁徙沿袭的痕迹。同理,“汶川”、“汶山”和“茂汶”之“汶”就是因“汶水”、“汶上”之“汶”遗留的历史记忆。

李玄伯认为:“同一氏族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多为动物或植物形象。在中国上古时代,图腾就是后来记录下来的姓。神话传说中的图腾,常常个人化,成为该族的先祖。后来图腾又被地域化,成为地方神灵。本来崇拜某一图腾的族团,是游动性的,没有地域性的,但在定居之后,留传的地名,也直接用了这图腾的名称。所以不仅古姓,而且古地名也保留着图腾的痕迹。今人认为邦国名称,源于山名或水名,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实际上邦国名称来自族名,而族名则源于图腾,最为原始;山名水名不过沿用邦国名称而来。[6]”被驱逐的蚩尤遗民,怀着对家园和先祖冢祠的依依眷恋,在新的聚居地仍然沿用了故国图腾,以表种族之不灭。

直到东汉,岷山上游仍有被称作“夷”的民族。《华阳国志》云“汶山曰夷”;司马相如称之“西夷”。饶宗颐《三首神考》:四川汶川人家门口有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又考察嘉定汉崖墓门神头上“有二角”(牛角)等等,反映了东夷部落迁徙的历史痕迹。

东夷民族特有的“鸟”图腾(少皞以鸟为图腾)在四川和云贵苗族地区都有不少的发现。《山海经》上说“三危山”有一种叫“鸱(chi)”的鸟,即“鸱鸮”,民间俗称猫头鹰。大儒朱熹作注曰“鸱鸮,鸺鹠,恶鸟”;马少乔《苗族先民的鸱鸮图腾崇拜》认为:鸱鸮是蚩尤部落的图腾。朱熹所谓“恶鸟”从孔子以蚩尤为“恶”故也。

《述异记》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面具,多有“纵目”和“戟耳”的“兽面具”,此种面具有蚩尤“铜头铁额”的典型特征,是流徙的蚩尤部落的遗存。《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翦伯赞称蚩尤“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因此说,蚩尤的遗民,继承了祖先发达的农耕、冶造和巫术文化,创造出惊世骇俗的“三星堆文明”。

五、透视“还泰山”

蚩尤集团是高度发达的农耕部落联盟,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学术界普遍认可,勿庸置疑。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知,蚩尤部落定居的黄河下游、河济之间,定居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高操的农业技艺,当属最早的农耕氏族。所谓蚩尤乃“九黎之君”者,“黎”通“利” ,从字体结构上分析,“利”从“禾”从“刀”,“利”的原始意义是收割农作物,即是说蚩尤部落种植粮食,并用金属制作的镰刀收割庄稼。1989年和1990年在汶上县贾柏村发现的细石器(北辛)文化墓葬群和半地穴房址说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类已由游牧走向定居,而定居的基础是农耕文明。《龙鱼河图》所谓蚩尤部落“食沙石子”不过是传承了对蚩尤的妖魔化宣扬,同时也反证了蚩尤部落已经熟练掌握了种植粟米的技艺。《淮南子》“神农之播百谷也,因苗以为教”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窖藏粟米,而这一带正是东夷部落活动的地域。粟米外观像“沙石子”,没有吃过粟米的族群见了大惊小怪不能理解,故丑化之。《国语》说蚩尤部落“蒸享无度”、“民匮于祀”,意思是说,蚩尤的子民食而有余,用竹筐装盛祭品,巫祀遂大兴。

《路史》记载蚩尤“兴封禅”,说明蚩尤是最早祭祀泰山的上古天子之一。“封禅”最初是一种祭祀鬼神的巫术。蚩尤兴封禅鲜为人知,概不为“正统”思想所认同,孔子对蚩尤多有诬词,司马迁似乎有意忽略蚩尤封禅之事,汉书更把蚩尤列为“下下愚人”……“正史”对蚩尤封禅泰山没有记载。《路史·蚩尤传》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兴封禅,号炎帝。” 按袁珂先生的理解,蚩尤本是炎帝的子民,蚩尤犯上作乱,打败并赶走炎帝而自称“炎帝”。于是告祭天地而“兴封禅”。

孔子何以污蔑蚩尤之甚?蚩尤即便不是“天子”,但也绝非“庶人”。事实上,历史上也并非对蚩尤评价一边倒。顾颉刚认为:蚩尤善、恶之异以地域之东、西为判。东方多褒蚩尤,扬其政绩、尽其恭敬,如管子、刘邦,而起于西方的禹因征三苗得位,是以“痛陈苗民罪恶以见禹得国之正,因苗民之用兵相虐而推其祸端发于蚩尤制兵,因定其人为犯上肇乱之罪魁”(《史林杂识初编·蚩尤》)。孔子咒蚩尤是推崇夏商周正统地位的政治立场表现,他虽被后世誉为东方的圣人,其祖也是外来的殷商遗民(包括今天山东的简称“鲁”也是来自中原腹地的周王朝的文字图腾)。孔子对历史的看法不是客观公允的,因为他是个政治家,孔子删改历史也是政治说教的需要,而后世以维护政权稳定为要务的历代帝王家也有同样的需要,二者一拍即合,对蚩尤越骂越凶,故知蚩尤被妖魔化自孔子为始,而儒术的独尊地位决定了正史的不公正。如蚩尤兴封禅这样的国之大事孔子是不承认的,于是就诬之“庶民”,“庶民”岂有封禅的资格?历史在这里被篡改了。

从民俗和地理的角度分析,山神崇拜是古代各民族十分普遍的宗教文化现象,他们认为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泰山是山东境内最高的山岳,是神山,且距离蚩尤部落活动的中心地致密城只有数十公里,在原始自然崇拜的上古,蚩尤“兴封禅”而选择泰山是自然之理。蚩尤部落巫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国语·楚语下》记之“民神杂揉”、“家为巫史”,《尚书·吕刑》记其“相尚听于鬼神”;《韩非子》记:“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这里的“蚩尤”可能是绘有蚩尤画像的旗帜和仪仗,或为蚩尤的后人、主祭的“大鬼主”(大巫师)。封禅有一套“巫鬼教”的神秘仪式,而蚩尤部落有专司祭祀的大鬼主精于此道,故黄帝封禅泰山,委派蚩尤遗族的“大鬼主”居前开道,引领封禅或主祀。

据调查,川、黔、滇广大苗族地区今有称作“还泰山”的习俗。这是一种祭祀活动,主要在贵州的毕节、遵义、仁怀和四川的宜宾、叙永、古蔺、珙县、筠连及云南威信、文山等苗族聚居区举行。如宜宾地区的“还泰山”仪式:祭祀在家族内部秘密进行,门窗紧闭,外人不能加入,且待夜深人静、妇女熟睡后,同族的男人杀猪祭祀,仪式十分神秘;再如威信地区的“还泰山”活动:族人在山林中杀猪祭祀,主祭人吟诵咒语,叙述蚩尤和黄帝如何打仗和兵败迁徙的故事。

汶上乃至山东全境至今保存“还泰山”的习俗。泰山从来被认为是“神山”,泰山上每一块石头都被赋予了灵性与神奇。传说“三月十五”是泰山老奶奶(元君)的生日。这一时间正是春夏代序、农耕季节,老年妇女虔诚缝制神袍、准备红布条和香烛,不辞辛苦,结伴步行,于三月十四日晚上赶到岱庙,抢烧“头香”、祈福许愿,为先人“过金桥”、为病人“请(跳)大神”,“拴枝”、“押枝”、“拴娃娃”等,祭天神祈求风调雨顺、多子多福、逢凶化吉,内容庞杂、仪轨谨严,程序复杂、神秘诡异。次日一早,人山人海,庄严肃穆,隆重举行给泰山老奶奶换衣裳的仪式。第二年的“三月十五”要“还泰山”去还愿,如此周而复始……这一习俗透视出上古天子祭祀泰山的活动仪规,应属于蚩尤时代“巫鬼教”兴封禅的遗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汶上县文化部门曾在南旺湖遗址进行调查,初步印证了《姬氏志》有关地理方位的记载。阚城遗址曾有过发掘计划,近十年来山东大学数度来南旺实地考察,但至今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现代人类活动日渐改变着遗址面目。2010年9月“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立项名单,2011年6月11日中国文化遗产日正式启动遗址公园建设。南旺湖阚城文献资料尚多,明清两代“河湖图”也都标识出蚩尤冢的具体方位;九公墓之数个墓茔封土高达数米,位置清晰可辨,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为寻找致密城、阚城蚩尤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随着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推进,相信人们对蚩尤古迹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附图:蚩尤冢地理位置图四幅

1、明万历戊申年编《汶上县志》

2、清康熙四十二年编《治河全书·汶上县泉图》

3、清杨守敬编绘《水经注图》

4、民国卄四年重修《姬氏志·阚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