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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与苗学之关系

龙建刚:中华学与苗学之关系

 

苗族不仅是当代中国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苗学不仅在国内蔚然成风,而且已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关注和参与。苗族作为一个富有影响的中国少数民族人们共同体,它理所当然必须纳入中华学──这门“从宏观、总体与局部相结合,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结合,对中华民族进行理性研究”[1]的新兴学科的视野之中。本文试图就中华学与苗学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一、苗族与苗学研究概述

   中国是苗族的发源地和主要的居住国,全世界现有苗族人口近1000万人,其中中国有750多万,其余200多万分布在美国、老挝、越南、法国、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人口分布,使苗族具有了典型的跨国民族特征。 

  苗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我国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生活着三个最强大的部落联盟──黄帝、炎帝、蚩尤。史学家认为黄帝和炎帝即是今天汉族的先民,而蚩尤则是现代苗族的先民。这三个部落在拓展自己的疆土时相互发生了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后来,炎、黄两个部落携手联合,最终打败了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失利后的九黎残军一部分留在北方融合于华夏族(汉族)之中,而大部分则南下进入江汉流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战国时期,秦楚争夺武陵郡,大量苗族被迫再向西、向南流徙。到了明清时期,统治王朝对苗族实行大规模镇压,致使湖南西部和西南部的苗族逃入贵州和两广,而贵州和四川的苗族则涌向云南,漫入东南亚半岛。本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使居住在那里的苗族又一次流离失所,大批难民涌入泰国。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帮助下,苗族漂洋过海,移民到美洲和欧洲。而今美国已成为海外苗族最大的居住国,据最新出版的《美国苗族报》(The Hmong of America)公布的统计数字,到1997年1月,居住在美国的苗族人口已接近20万人,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方式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华盛顿、威斯康星、西雅图等地。

  苗族以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著称于世,对苗族的研究一直被许多中外学者所重视。18世纪中叶,一批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进入我国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教,他们将在苗族地区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从而开创了西方苗学研究的先河。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对苗族的研究开始转向自觉,其队伍已从最初的传教士一类的准学者扩大到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专家教授,研究内容涉及到苗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到了本世纪70年代,随着苗族大量地涌向西方国家,西方的苗学研究再度掀起高潮:为探讨苗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难,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协作攻关,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一些移居西方的苗族学者也用英文著书立说,向世界奉献出自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思考。比如美籍苗族历史学家昆西撰写的《苗族: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Hmong History of a People)和先在法国从事研究而后又到美国大学执教的著名苗族教育家杨道博士撰写的《转折点中的苗族》(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等等。

  中国是苗族的大本营,中国的苗学研究无论是科研队伍的规模还是课题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纵观中国苗学研究所走过的历史,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两个阶段:一是认识苗族,二是苗族认识。

    1.认识苗族阶段。“苗”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称呼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但直到近代,人们才真正把它当着一个民族而正视它的存在。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汉族学者开始对苗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所涉及的内容大多还属于“记录民族学”或“方志民族学”的范畴。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对苗族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为指导,重点转入苗族族源、历史文化、人种、服饰、宗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受到历史文献中不实之词的干扰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很难对苗族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组织大批调查组深入苗区,对苗族的社会历史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搜集,抢救了大量的史料。然后又从几千万字的资料中选编成《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出版发行。除大量的研究论文见诸报刊以外,《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民间故事》也相继出版。1985年出版的《苗族简史》,不仅体现出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标志着苗族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认识和评判。

   2.苗族认识阶段。以前的苗族研究一直是汉族学者居主导地位,虽然也出现过如石启贵、梁聚伍、杨汉先这样知名的苗族学者,但由于势单力薄,还是难以形成大的气候。50年代以后,大批的苗族青年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其中一些后来投身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由于他们既精通本民族的习俗和语言,又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快得到发挥。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展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彻底打破了苗学研究的传统格局,实现了从“他者呈现”到“自我呈现”的历史性跨越。1988年,一个以苗族学者为主包括其他民族学者在内的专门研究机构──苗学研究会成立,并定期出版《苗学研究》刊物,与此同时,国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苗学的研究。苗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华学理论对苗学研究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苗学也应是中华学的一个分支。中华学于苗学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但二者又相互制约和影响。我以为,中华学对苗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1.明确价值取向,致力民族振兴。憖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这也是评判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中华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包括苗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振兴,苗学毫无疑问也要把苗族的发展与繁荣视为自己的使命。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苗族与其他国内苗族相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相对滞后,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那些处于落后乃至极贫的版块,大多是苗族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区域。独特的苗族文化让人倾倒,而苗族的贫困也令人震惊。苗学研究在反思这一问题,揭示“为什么?”的同时,应该有勇气对“怎么办?”做出回答,这对苗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中国的苗学研究是如此,国外的苗学研究也应该如此。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学者,或者真正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发展负责任的学者,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繁荣。而苗族的振兴首先有赖于它主体部分的振兴,也就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750多万苗族的振兴。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荣辱与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就不可能有苗族的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苗学研究最终都要纳入振兴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洪流之中。

   2.理性思考问题,正确对待历史。中华学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华民族要理性地自己认识自己。苗族在历史上与汉族不断的同化与融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是非和恩怨。一直扮演着被压迫民族身份的苗族,也多次爆发过民族起义斗争,不论其次数还是规模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段历史,苗学和中华学都无法回避。苗学研究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理性的对待过去。而对以下几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更是给苗学研究的理性思维提出了挑战和考验。

  A.蚩尤问题。千百年来,苗族一直把蚩尤视为本民族的祖先而顶礼模拜。据汉文献记载,蚩尤在与今天汉民族的先祖──炎黄两个部落的争战中被擒杀于琢鹿。苗族认为这是苗族与汉族之间最早的积怨。苗学研究必须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把上古时期的部落争斗视为民族斗争,进而把蚩尤被杀当作汉族对苗族欠下的血债。历史需要牢记而不需要纠缠。

  B.苗族的迁徙问题。纵观苗族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失去家园──寻找家园─失去家园──寻找家园不断轮回的迁徙史,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应该承认:频繁的迁徙给苗族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极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是苗族经济长期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状态,而且还造成苗族居住区的极端分散和各支系间的长期隔绝,由此引起苗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及统一的民族语言文字,甚至因方言差距过大彼此无法通话,反过来又影响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荣和发展。苗学研究必须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不能以苗族的迁徙去扩大民族矛盾,或者清算历史旧帐。

  C.对待苗族的落后与贫困问题。苗族的落后与贫困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要想在短时间内缩短乃至消灭与先进民族之间的差距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期间既需要自信更需要韧性。苗学研究不是去渲染这种贫困和差距,而是要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就有可能煽动民族的不满情绪,危及民族团结。正如著名苗族学者李廷贵教授所说的那样:苗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向各级政府提供“族情”、“州情”、“县情”资料,协助政府部门提高政权效率;另一方面帮助同胞们提高政治、文化、科学素质,为振兴中华更好地奋斗。[3]

   3.弘扬“多元”,巩固“一体”。憖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利益,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利益。中华学所寻求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与中国各个民族的最高利益相一致的。苗族是中华多原元构成中的一元,因此,苗学研究也必须在“中华”这个大背景下来展开,在充分弘扬苗族文化的同时,要有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道理很简单:56个民族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反过来,56个民族都需要“中国”的保护,因为一旦失去这种保护,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就有可能得不到承认,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难以保障。再者,苗族内部也有不同的支系,而各个支系又有不同的方言土语,可以说,苗族也是一个由多元构成的单一民族,苗学研究显然不能去突出各个支系的利益,而要把它置于苗族的整体利益之下,从而方能体现出“一体”的力量。 

       三、苗学对中华学的影响和参照作用

  苗学研究不仅已有相当的历史,而且也取得了一大批极富价值的学术成果。它和诸如国学、国情学、民族学、华学等学科一样,为中华学这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参考。具体而言,苗学对中华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参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还中华先民的历史真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源汇流、一体统一又有区域特色,不断融合和发展壮大的民族──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却存在重大的分歧。苗学研究和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历史上分布在黄河流域两岸的部落民族主要以炎、黄、蚩尤为首领的三大部落为主,大约在6000年前就进入了文明的前夜,已具有奴隶制国家的基本因素。而在大约6300年前,蚩尤部落就有了青铜器,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来看,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的科技、政治等方面各具特色又互为补充,可以说,三大部落的鼎立,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最早标志,而三个部落之间的军争、会盟与融合,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可是此后的几千年里,几乎所有正统的官方文献典籍只提及炎黄,而蚩尤则被视为“四凶”、“暴虐”,成为“叛逆者”被打入另册,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所以有不少学者指出:绝不能因为蚩尤是战败就将其在中华民族草创阶段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一笔抹杀。再者,蚩尤被杀后,其子民在向南方迁徙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今天,我们追朔中华民族的源头,就必须正视三大部落及其代表人物,他们是了解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所在。历史并非全是由胜利者写下的。当代的学界和政界应该有这样的心胸和气度:肯定蚩尤的始祖地位。因为还蚩尤以真实,不仅是还历史以真实,而且是还中华民族以真实。[4]苗学研究的这一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内涵,而且对中华学正本清源,理性地“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2.国情认识的特别视点。中华学既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而真正要使中华学具有“致用”效果,就必须对中华民族的“族情”有足够而又深刻的认识和研究。中国要是实现现代化,不能不解决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问题。而东西部问题其实也就是民族问题。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居住在西部的各个少数民族是否能够成功地摆脱它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这一历史性变革。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各个民族间的社会形态又不尽相同,任何“一刀切”的作法都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苗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苗族社会形态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是苗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完成的。苗族既被动又主动、既势在必然又毫无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输入式的现代化不但缺乏根基和活力,而且不具备组织和调节功能,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现代化移植上的夹生和反复,同时还带来了因传统价值的失落而产生的信念危机。这时,我们不能不反思“现代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含义。很显然,苗族的现代化绝不是“汉化”,正如汉民族的现代化不是“西化”一样。一个民族的发展机制,只能从其民族的社会内部去寻找。这似乎应该从“文化”入手,因为一个民族按什么样的路线发展,其“密码”蕴含在铸成这个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格的现存的文化之中。文化既是昨天的历史,又是今天的现实,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唯有对各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才可能真正地认清国情,在揭示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并把握其运动脉搏的基础上,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中华各民族共同繁荣才可能化为现实。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地尊重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意志,而且建构一种现代化的民族精神。

  3.跨国民族研究的参照。包括苗族在内,中国共有24个跨国民族,这就意味着跨国民族研究也是中华学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当今世界上,由民族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已成为国际政治最重大的焦点之一,波黑战争、非洲冲突、苏联解体不仅提醒学界而且也提醒各国政府保持对民族问题的密切关注。有学者预言:不同“文明”之冲突和融合的进程在21世纪只会加快而不会放慢,因而族际意识将愈来愈明显地充当新纪元不同人群存在的一个重要标识。[5]历史上因战乱而流离失所饱经沧桑的苗族人民,非常珍惜新中国成立后才拥有的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又使苗族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多年来,苗族人民始终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在苗族所分布的区域里大多为各民族杂居之地,尽管彼此之间的文化和风俗各不相同,但村与村、寨与寨乃至县与县之间始终保持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关系不仅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范例,而且也是热情好客、勤劳勇敢的苗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年来,中国苗学界在加强与西方苗学研究接轨同时,也与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海外苗族开展了大规模的双向互访和交流。这不仅强化了苗族之间的同胞情谊,也使苗学研究得以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苗族在海外的分布既有如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在如老挝、越南、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给苗学研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角度和背景。自苗族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之后,面临着种种困难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碰撞,但他们仍然完整地保持着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居住在美国的苗族几乎人人都能讲流利的苗语,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每年都定期聚会,商讨如何发展民族文化的举措,并不断邀请中国的苗族学者和文艺表演队去那里传播苗族文化。海外苗族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不断的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给正在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苗族提供了宝贵的鼓舞和启示。苗族的主体在中国,海外苗族也一直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故土,他们期待着中国的振兴崐与繁荣。现在,已有一些海外苗族企业家到中国苗族地区投资办厂,帮助中国苗族崐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可以说,中国苗族与海外苗族之间健康积极的亲密关系,堪称中国跨国民族关系中的典范。随着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为中华学探讨如何加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和平稳定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参照和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萧君和:《中华学论纲》,《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转引自《新华文摘》1997年第六期。

[2]李廷贵:《关于苗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引自《苗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3]龙建刚:《蚩尤的始祖地位应该肯定》,《新华文摘》1996年第二期。

[4]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文转自《佛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