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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现实启示

“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古苗疆走廊”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将湘黔滇二千里跨地域民族走廊连成一条文化线路,串连起散落在沿线的相对独立的“汉移民文化点”和“古苗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圈”。“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民族工作的开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贵州;古苗疆走廊;跨地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1年12月,在南宁参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期间,笔者与中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湖南省博物馆的数位学者一起喝茶聊天,中南大学杨成胜教授对贵州大学杨志强、曹端波团队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国家课题很感兴趣,当我们一起向他们约稿时,曹端波教授很谦虚地说,“这几年我们几个差不多都封笔了,几个朋友天天在一起喝酒聊天,读点杂书,没做文章。”熟悉曹教授的湖南省博物馆舒丽丽博士接过话头,快言快语:“曹老师肯定又在做一个重大课题,花溪学派又有新动向了,透露一下啊!”坦诚交流的氛围里,曹教授爽朗一笑过后,眯着眼睛说,“我们是在玩一个概念,准备走出一条新路。明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请《民族论坛》和湖南、云南的朋友一起到花溪喝酒。”2012年4月,我们如约而至,应邀前往参加了他们策划多时的“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


  4月,注定是一个学术春雷鸣响的季节,在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贵州,“古苗疆走廊”这一命题正式面世。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鲜活,犹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闪亮在人们头顶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巨大脚印,真实而又灵光地勾勒出一条上下六百年,纵横两千里的文化走廊。

  一、“古苗疆走廊”的概念


  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的众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盛赞“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出,预设各种研究路径,展望学术研究与贵州文化建设的美好前景。


  就在论坛举行的前一天晚上,笔者与杨志强、曹端波两位教授在贵州大学门口的一个茶楼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使我对“古苗疆走廊”这概念及提出过程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
 

  笔者:毫无疑问,“苗疆”是一个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富矿。但如果侧重于现实思考,“苗疆”给人的第一概念是“苗族地区”,而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会让原本对本课题感兴趣的人,误以为是苗族研究而取消关注,不去做深入的了解。


  杨志强:“苗疆”在这里是一个学术概念。历史上,“苗”和“夷”一样,曾经是中国南方非汉民族的泛称之一。从清代后期直到民国时期,对这一区域的非汉族群都叫什么什么苗的统称,像侗族,就被称为“侗苗”,布依族叫仲家苗,纵使苗族本身,也因其支系种类多种多样而有“百苗”之称。所以,我这里所说的“苗疆”的“苗”,涵盖了西南地区除汉族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而“苗”的分布区域,也就是南方少数民族分布的地方了,在史料上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它的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这里的“苗疆”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实概念中的“民族地区”。


  笔者:我理解了你的“苗疆”不是“苗族地区”而是“民族地区”的立意。我推想,或许是因为苗族先民的强悍,在远古的迁徙中不断地征服、镇服了南方其他原居少数民族,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他少数民族,引起了中原王朝的高度关注之后,统治者以为治苗即可治百族,于是就将原本有多种少数民族居住的千里疆域,统称为“苗疆”了。
 

  杨志强:我找到了明代《广志绎》里的一个记载:“其在黔中者,自沅陵到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这也是我将沅陵做为“古苗疆走廊”起点的依据之一。“苗”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沅陵到普安的这条官道的周边地区。也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湖广进入云南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明代以后,随着“一线路”驿道的贯通,国家权力和汉族移民才得以深入到这一“蛮荒之地”,并和当地非汉族群发生了紧密的交往。统治者在对各个“苗种”社会有了更具体认识的同时,“苗疆”这一概念也逐步形成并呈现出扩展的趋势。我们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才提出这个名称。纵使我们现在提出来了,也还留有讨论余地。


  曹端波:对这个命名的研究,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最初杨志强提出的只是“苗疆走廊”,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就不主张在前面加一个“古”字。赵老师的观点是现在这条文化线路还正在进行着文化互动,而且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发生文化交流,不止是古代的,现在还鲜活地存在着,并且会继续存在下去。


  杨志强:对。赵老师的观点很中肯。包括我与曹老师在同一个命题下的不同解析,都是我们这个命题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需要不断地求同存异,不断地展开思想交锋,以期碰撞出新的火花。


  曹端波:我认为,这条官道也可以称之为“湘黔滇民族走廊”。这是一条穿越地形带走廊,是从第一级平原,即汉文化中心的“两湖”,穿越到第二级高原,即非汉族群的“湘黔滇”的一条横向的民族走廊,它的起点也可以延伸到洞庭湖边的常德。因为明清时期以贵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苗疆”的地缘政治概念,所以我们的研究暂称为“古苗疆走廊”。
 

  笔者非常认同“古苗疆走廊”提出者们所倡导的跨地域开展研究的思路,认为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遵循“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理念,对“一方人”的研究,可以就“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一个家庭做个案分析,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必须扩展到“这一方山水”之上,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网络语言不断更新汉语词汇的今天,学术命题推出跨时空跨地域概念,不失为与时俱进的大胆尝试。

  二、“古苗疆走廊”的内涵


  从设立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的论坛会场背景图上,我们看到了一幅“古苗疆走廊”示意图。它东起湖南境内的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平溪(玉屏)、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关索岭(关岭)、安庄(镇宁)、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全程1150公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致计算,湖南境内300公里、贵州600公里、云南200公里。这就是从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维系着西南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


  综合杨志强团队的研究成果,关于“古苗疆走廊”,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关键词:穿越贵州、官道、西南地区的“国家化”、移民及民族交融、贵州建省等。[1]


  2011年央视热播的《奢香夫人》颂扬了一位受汉学影响的民族女杰在促进贵州“国家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早在元代统一西南之时,元王朝为了扼守西南边陲,开辟了多条从内地进入云南的驿道,其中一条就大致与上述“古苗疆走廊”分段重叠。但因所经之地多为各行省边界交叉的边缘模糊地带,在不服王化的土司控制下,元朝的这条驿道时阻时通,皇令不畅。也正因道路险阻,云南故元梁王政权才得以割据偏安。奢香摄政之时,正值傅友德率三十万明军征讨云南。奢香夫人审时度势,不仅借道,而且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龙场九驿”。明王朝成功穿越贵州收服云南,将西南悉数纳入王朝版图。为永续固守,畅通驿道,遂将各行省边界之地,提升战略地位,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杨志强认为,一国政府为保护一条交通要道而专门设置一省级单位这样的重大举措,即使从世界范围内看,也可谓为罕见之举。
 

  笔者在研究这一历史变迁中,更愿意用军事路线来描述这条贯通湘黔滇三省的交通大动脉。元明两朝穿越贵州镇守云南,清朝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抗日战争中缅公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开发之地,无不是国家重点防御的军事要道。几百年来,这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地位不断得到彰显。军事力量开辟政治舞台,杨志强指出,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关系。并且,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因所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体。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频繁而复杂,如现今中国的“待识别民族”中的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驿道及其周边地域。


  杨志强提出的“古苗疆走廊”概念,旨在从地域及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出发,关注在以特定的交通线路为中心形成的,呈线性或带状相连的地域范围内,国家及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地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过程等。杨志强说:“‘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贵州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革命性’的。建构这个问题讨论的理论平台,有利于改变各少数民族研究的分散格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参与论坛讨论的专家学者大多赞同这一观点,大家认为,以“古苗疆走廊”的视角关注“跨民族/族群”的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现象,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旅游学、文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找到一个共同的契合点,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意义,对跨地域研究有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较早地参与了这一课题的前期研究,他建议贵州大学成立“古苗疆走廊”学术研究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

  三、“古苗疆走廊”的特点
 

  “古苗疆走廊”源于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继续着“地域+民族”的研究范式。一般意义上的“走廊”在地理学上被定义为连接两个区域的中间狭长地带,“民族走廊”多指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过程中,在相关线路上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继费先生的“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后,学术界又提出了“河西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武陵走廊”等地域概念。这些“走廊”一般都认同山川地理地貌特征对族群迁徙流动及族群关系和文化等带来的影响。但“古苗疆走廊”不同,它并非是依照地理走势而“自然”形成的。从地理学上看,它是一条穿越地形带走廊,是从第一级平原(汉文化中心的“两湖”)穿越第二级高原(非汉族群的“湘黔滇”)的一条横向民族走廊。而它的特征还不仅如此,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先军事后政治再文化等外力介入下,以驿道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台地等不同的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这条走廊发展到当代,当320国道修筑和湘黔铁路开通时,已经是逢山打洞,逢水架桥的改天换地的气势了。因此说“古苗疆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影响,而山川地势等自然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了。这条一开始就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被开辟出来的“官道”,和以往以贸易为纽带的“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这样自然形成的“商道”相比,或与依托地理山川走势形成的“民族走廊”等交流线路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依据杨志强的研究,“像‘古苗疆走廊’这样既是连接‘边缘’与‘中心’的通道,同时又对其所经过的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厚重而多样,并且各文化的交融及影响持续数百年仍保持着其鲜活之形态延续至今。此种情形实不多见。”与其他“民族走廊”相比,“古苗疆走廊”具备很多明显的特点。
 

  一是“古苗疆走廊”—贵州建省—西南地区的“国家化”依序递进的过程清晰而完整。“无滇,便无黔”,贵州省的设置,最初就是为了保护这条通往云南的“走廊”通畅和安全。从明代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对“苗疆”内的土司及少数民族的多次用兵,绝大多数是因为官道受阻。“走廊”的战略地位提升到需要封疆大吏驻地镇守时,国家已经在苗疆构筑了一个权力中心,虽然仍旧处于“夷多汉少”的状况,但历史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在经历了修筑“苗疆边墙”、“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一系列国家行为之后,中原文化依托这一“走廊”,随着王权的扩张,源源不断向周边地域渗透,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得以实现。
 

  二是“古苗疆走廊”在西南地区“国家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常青藤模式”。汉文化一旦打通了苗疆走廊,纵使历经命悬一线甚至切割成段,但佐以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汉文化扩展,具有顽强的自我修复自我连通自我扩张的能力。从大中华帝国视角看,徐杰舜的“雪球理论”形象地概括了汉民族的形成与壮大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2]而赵旭东的“磁铁效应”即揭示了“中国意识”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一旦形成,就像磁铁一般具有了吸附力,越靠近中心的,其对这个范围的吸附力就越大;逐渐扩展出去的,结果则是这种吸附力的减少。[3]笔者认为,“古苗疆走廊”偏处远离中心的西南一隅,显然这种吸附力是很小的。而在形成西南中心之前,对汉文化而言,“古苗疆走廊”处于强大的异文化挤夹之中。远离中心的汉文化要在这里图生存求发展,必须就地吸取养分,走“借地自立”的路子。常青藤根植于大地,顺墙爬坡,能够利用与土壤异质的墙面中细小的缝隙立足,在接受根部养分的同时,不断深入墙体寻找支撑和养分。遇有坚壁,或一枝枯黄,但另一枝可以绕而前行,铺天盖地,连成一片。“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和对“苗疆”的“民族溶合”(徐杰舜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由根长枝,枝粗分岔,顺走廊而为粗干,铺周边而成一片的过程。它不同于“滚雪球”的过程,因为它没有一个越滚越大的中心形态。也不完全是磁铁吸附的过程,因为它在这一片“苗疆”地域,汉文化虽然后来占据主体地位,但各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改造功能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附属层面。目前贵州遗留下来的近80万未识别民族,在汉与非汉之间,已经很难分清楚谁吸附于谁了。而“古苗疆走廊”上长出来的“常青藤”因所吸收的养分各有不同,各条枝叶还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与现今提出的“多彩贵州”的概念是一致的。


  三是“古苗疆走廊”对建构贵州地方“主体性”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杨志强提出重返“古苗疆走廊”最现实的意义所在。人们谈到贵州的文化资源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民族风情”和“红色文化”,而这两个要素,实在是很多省份共有的名片。近几年虽然增加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和“夜郎文化”的宣传与开发,但由于“原生态”无处不在,而“夜郎国”又与湖南新晃争来抢去,所以贵州文化品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标杆定位。但此番杨志强团队奋力提起“古苗疆走廊”,犹如撼动了沉睡的龙脉,腾空出世的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提起了贵州文化的主心骨。在色彩斑斓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外衣”下,点状散列的“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移民文化”被“古苗疆走廊”一线串起,毫无疑问地构成了贵州文化的“脊梁”。这条“脊梁”不仅记录着国家权力强力介入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而且赋予了基于国家融合层面和汉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权。解铃还需系铃人,由 “通道功能”所“遮蔽”的贵州地方文化“主体性”, 还必须由“通道”的主体“古苗疆走廊”来彰显。

  四、“古苗疆走廊”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经验支撑政策的坚持与转向。“古苗疆走廊”虽然是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它一经提出,即体现了超越贵州地域范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通过对“古苗疆走廊”形成机理,特别是对它所赋予的跨地域文化精神的研究,对我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民族工作的开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启示。
 

  一是延伸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济功效,促进省际边界区域快速发展。
 

  曹端波研究认为,“古苗疆走廊”纳入国家体系后,中国内地与西南统一网络形成,加快了西南“中国化”进程。“中国”的形成,关键在于中国各区域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社会网络,儒家文化、国家力量正是通过这些网络将不同的区域统一到中央王朝。传统上,贵州北部受巴蜀经济圈影响,逐渐纳入巴蜀市场体系;南部百越民族溯河而上,将贵州南部纳入粤西市场体系;东部受两湖经济圈影响,成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市场的一部分。自贵州单独设省后,三个市场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的贵州市场,虽然这个市场更多地体现为西南非汉民族与汉移民交往的中介和沟通的纽带,但统一的市场对区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古苗疆走廊”的统辖、管理反映的是国家、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
 

  处理这种关系,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的政策选择核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初期,民族平等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的平等上,比如,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都有自己的代表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着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对于其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则主要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各自治机关的行政领导都由实施自治的主体民族的公民担任就是很好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心也随之发生着转移,即由重点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力、实现民族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平等转移到加快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上,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济功能成为重中之重。多年来,国家通过加快民族立法等多种形式,以民族区域(民族地区)为对象制定了一系列加快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扶持政策加快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发展,以自治区、州、县(旗)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地区,发展速度较快,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较为明显。但是,在自治地方的边界区域,却很难享受到民族政策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权利时,形成了新的贫困区域,贫困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虽然这些区域范围中很多都有自然形成的小市场、小经济圈,从民族分布上看,也同样属于有相对规模的民族地区。以与“古苗疆走廊”在湘黔边界有一部分重叠的“武陵民族走廊”为例,因处四省区边界,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况,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意见很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期在全国两会期间呼吁加快发展。[4]


  经历数年的调研论证,武陵山区终于成为国家层面的跨地域综合扶贫开发区。这一区域性跨省市扶贫开发项目,因民族文化沉积深厚,国务院指定由国家民委牵头指导这项工作,这在中国扶贫史上是少有的。而国家民委为了牵好这个头,从所属各事业单位尤其是民族院校挑选了一批中青年教师和干部,派驻各县担任扶贫开发联络员。[5]从目前开展的工作看,国家已经强力介入武陵山区的整体开发,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政策已经出台,大批的人员联络已经到位,武陵民族走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功效的延伸,对“古苗疆走廊”、“ 武陵山区”等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贫困地区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精髓的实践及其内涵的提升完善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二是鼓励多民族文化资源共享,防止民族文化“族界化”。


  “古苗疆走廊”之所以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革命”,缘于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反思和困惑。曹端波举了一个例子,侗族大歌上了中央台之后,名声在外。很多人以为凡侗族,必唱大歌;侗族大歌,是侗族特有的文化遗产。但事实上,这个“大歌”既非侗民族所共有,也非侗民族所独有,它其实是一个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种类繁多的我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多种多样,同时也表现为“一方山水”普遍存在的的同一文化现象由“一方人”(包含多个民族/族群)所共同创造和表现。如建筑艺术“吊脚楼”、“风雨桥”;迎宾仪式“拦门酒”;婚姻习俗“行歌坐月”、“姑舅表婚”;村规习俗“合款”;以及物质文化中的刺绣、蜡染、银饰、芦笙等。在“文化强国”战略提出之前,这些多民族共享文化现象相安无事。但近些年随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常态后,各地政府千方百计挖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各民族学者在这种大趋势下,往往将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器物进行主观重组。在这一文化功利化的过程中,“银饰”成了苗族的特有服饰,“鼓楼”成了侗族的最高建筑,苗族鼓面大,瑶族的鼓身长……更有甚者,各地纷纷修筑民族标志性建筑,一些湘西土家族学者甚至指责恩施千方百计到湖南搜寻土家族文物搬到湖北去打造土家族文化。这种文化乱象把原本和谐共享的“一方山水”切割得支离破碎,民族间的文化互动被人为阻隔,原本五彩缤纷的一方山水共同滋养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被一株花一颗树连根刨起,种在了各民族的花盆里面,鸟儿进了笼,虎豹锁了链,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就地转换成了民族文化园。


  民族文化的“族界化”导致了民族心理的相互排斥,影响民族团结。原本是甲乙两个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但被一个民族“据为己有”并神圣化之后,另一民族被迫放弃或不以为然。当这一文化现象在特定的环境下表现出来时,这两个不同的民族自然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情感,而这个时候,某一方往往感觉到自己受到漠视而提出抗议,于是引发矛盾。一县一乡如此,一省一国也一样。前些年,湖南和贵州争着号称自己是正宗的“夜郎古国”,湖南新晃甚至提出要耗资50亿元打造“夜郎”文化。[6]而前两年韩国也出乎全中国人们意料之外,提出要将端午节作为韩国的节日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想独占文化遗产的行为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在武陵山区和清水江流域,很多地方都有建有“飞山庙”,土家族、侗族、苗族、汉族的很多杨姓人家都尊奉杨再思为始祖,多民族和平相处共敬祖先,可见一定地域内文化遗产的彼此共享,其意义远远大于一个民族的独自占有。以小见大,假设这一区域内的某个民族强占“飞山庙”独尊杨再思,那会不会在这一小地域里也形成一个耶路撒冷式的圣地之争?由此可见,“古苗疆走廊”跨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对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繁荣的促进作用。


  三是研究制定移民政策,鼓励人口双向流动。


  “古苗疆走廊”的形成,首先是国家通过“军屯”、“商屯”及“民屯”等大规模的移民,围绕卫所而成集镇,而集镇的市场功能又吸附了更多的移民以及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众,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但“苗疆”的长治久安光靠集镇市场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国家干部”享有的携家带口的优惠条件。这批妻儿老小不仅安定了“军屯”官兵的思亲之心,更重要的一点是给随之而来的商人和平民百姓两个明确的信号:国家开发“苗疆”的决心很大,汉族移民在这里很安全。研究“古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中国化”的贡献,可以给我们今后研究制定移民政策(此处移民政策不涉及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涌入我国发达城市留学和就业)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首先是让“流官定居”,解决各级扶贫挂职干部家庭和谐问题。笔者曾经到湘西挂职扶贫两年,所在单位每年都有两名以上挂职干部需要到民族地区去。机关在选派挂职干部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干部能力问题和现有工作离不开的问题,而是家庭问题。省内挂职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省外就比较麻烦了。比如西藏、新疆千里迢迢,夫妻双方有一方不支持,就难以成行。因此,各级各部门在选派扶贫挂职干部去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工作时,应以人为本,一并考虑干部家属和子女随迁问题。在现行两年挂职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到三至五年,配偶由挂职地区对口安排岗位,国家公务人员,列入下基层考核记录,其他情况,酌情处理。国家允许派出单位在扶贫资金中,以扶贫资金管理费的名义,列支扶贫干部及配偶人员工资(与当地工资水平相当)。同时,派出单位工资和奖金不受影响。有双份工资的待遇无夫妻分居的愁苦,加上组织考核的光彩记录,这种扶贫挂职,五年一届也会有吸引力。目前,影响优秀干部下乡挂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孩子学习会受到影响,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对挂职干部有子女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从入学政策上给予优惠。允许挂职干部将子女户口迁移到民族地区,无论其子女在什么地方就读,也无论其子女还需要几年才参加高考,都允许其在高考时,享受民族地区考生的优惠政策。湖南省目前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是,合法迁移到民族地区的考生,户口在民族地区届满三年,才可享受优惠政策。因此,已经临近高考不足三年的,就不能够如此安排了。为应对跨省高考移民,即可按照“商屯”的思路,有实力对民族贫困地区投资的,同样允许其迁移户口享受当地考生待遇。打开自由流动大门,堵住以权谋私行为,根据迁移数量,动态调整迁移门槛,以保障当地原有考生不受太大影响。


  第二是实施双向生态移民。目前我国实施的生态移民,是指将高寒山区荒漠地带等不适宜于居住的地方的群众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整体移民。随着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影响城里人生活质量的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会考虑走出去。向城郊、小城镇甚至山村迁移,将成为未来人口流动的一个趋势。事实上,重返山林的基本条件如高速公路、互联网、物联网、乡村医疗基本保障体系等基本条件正在逐步形成,已经有一部分城里人回乡种菜养老了。但这部分人大多数是小城市特别是小县城的退休干部职工,他们原本就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属于叶落归根性质。此处提及的生态移民,是指民族自治地区依法研究制定政策,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等优势,允许公民在尚未纳入城镇建设规划的偏远山乡购买不动产,与当地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特别是一些民族文化特色深厚的村寨,可以与城里的“文化人”建立联系,提供便利条件,邀请他们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中来,“喂马、劈柴、种菜”,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移民,不仅可以适当增加村民收入,而且会产生新的文化互动,丰富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


  “进得来、留得往、富得起”是城市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出的响亮口号。城里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现象的本质规律是永久不变的,但在以往的政策中,尚未体现尊重进城人员的民意,多为限制民族地区人才外流。以“古苗疆走廊”文化互动的视角,国家对民族地区人才外流,不需要刻意加以限制。少数民族人才外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地区抽血现象,但也正因此为更大规模地派驻“流官”提供了空缺。从民族地区发展的经验看,民族精英一旦远离故土,往往更加奋发图强,比呆在家里坐井观天更有利于成长。而散落在大中城市的少数民族精英,一方面同样在为祖国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会比其他城里人更加经常关注家乡的发展,是家乡加快发展的最忠实外援。这种双向移民思维,与“古苗疆走廊”的形成与发展是一致的。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跨地域多民族的文化线路,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化”的历史见证与文化记忆。它将湘黔滇二千里跨地域民族走廊连成一条文化线路,串连起散落在沿线的相对独立的“汉移民文化点”和“古苗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圈”,对她的研究为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民族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为叙述完整,本文较多引用了“‘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会议资料中的相关内容,特向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等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域、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Z].“‘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2012-4.
[2] 刘冰清、赵杨. 雪球成于学术袤原中——徐杰舜汉民族研究述评[J]. 民族论坛,2012,(8).
[3] 赵旭东、周恩宇. 对再构“古苗疆走廊”的思考与可能的研究视角[Z]. “‘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2012-4. 
[4] 鄂渝湘黔四省市代表委员热议武陵山建设[Z]. 
http://www.hb.xinhuanet.com/zhuanti/2011-03/05/content_22213338.htm
[5] 国家民委派驻联络员队伍奔赴武陵山片区[Z]. 
http://www.seac.gov.cn/col/col5423/index.html
[6] 湖南新晃斥资50亿建设夜郎古国遭贵州学者质疑[Z].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0/17/c_12667393.htm

[作者简介] 龙晔生(1966— ),男,侗族,湖南邵阳人,《民族论坛》杂志社社长兼学术版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