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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苗疆走廊”:600年前的国家高速公路

 

“古苗疆走廊”:600年前的国家高速公路

 

“古苗疆走廊”上的建筑旧影。(资料图片)

黄平县上塘乡古驿道今貌。  (杨志强 摄)

 

  400多年前,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曾预言:五百年后看西南。在当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深度交往的大背景下,一条叫“古苗疆走廊”的文化线路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

  根据学者的描述,“古苗疆走廊”可以被看作一条600年前的国家高速公路,不仅是经济、文化之路,更是政治之路。明代贵州建省的动因就直接和保护这条道路的安全有关,和珅、林则徐进云南的路线,都取道此路。南亚、东南亚的使者往来也常经此地。

  “古苗疆走廊”:

  具体而言,“古苗疆走廊”起始地为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溯沅江水陆两路而上至贵州省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麻江、福泉、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县市后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沾益、马龙等地后至昆明。连接30余县市,覆盖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有2400多万人口、2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其间。

  连接30县市 覆盖2400万人口

  “古苗疆走廊”,是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杨志强及团队成员在2012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国家民委委托研究项目的立项支持。

  近日,赴中山大学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的杨志强教授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杨志强指出:“‘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代以后开辟的一条连接中国云南边陲与湖广内地、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古驿道。它连接湘黔滇三省,长达1400公里(常德至昆明)。历史上,这条由国家投入巨大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以维护其安全畅通的著名‘官道’,不仅是中原王朝国家借此对西南边疆地区展开一系列‘国家化’措施的‘国家走廊’,并且对这一区域内的地域与民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族群互动及多样性文化的整体关联都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

  杨志强认为,历史上地处中国王朝国家边缘地带的“商道”,其作用大多限于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而元明清正是西南边疆地区完全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版图内的关键时期。因此从国家整合层面上看,“西南丝绸之路”等传统意义上的“商道”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古苗疆走廊”作为一条国家动用巨大资源开辟的通道,成为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云贵两省及四川、湖南、广西三省邻接地区)展开国家整合的一条最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在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迁(政治中心东向,经济中心南移)的背景下,以往四川连接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贸易及文化通道的线路也发生改变,“古苗疆走廊”事实上取代了“灵关古道”(旧“身毒道”)、“石门道”(旧“五尺道”)成为一条连接东南亚、南亚与中国的重要“国际通道”。

  如果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古苗疆走廊”还包括以这条入滇“东路”或称“一线路”为主干线串联起来的网状系统:如由云南昆明经取曲靖、沾益过贵州咸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下长江的“西路”,由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开辟的“龙场九驿”、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的“南线”,以及贵阳经遵义至四川綦江的“北线”。

  面向30亿人口的市场

  将“古苗疆走廊”主干道的路线图蒙在新版的交通图上,可以发现它与今天的湘黔滇铁路线、320国道线高度吻合。杨志强告诉记者,1926年通车的、可谓中国近代最早也是最长公路干线之一的沪昆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现今正在建设中的沪昆高铁线路,选择的也是这条路线。也就是说,与其他西南地区著名的文化线路相比,这是一条600年不衰的通衢大道。与古丝绸之路等线路相比,它通过的地区现在仍是中国“活态”文化保存最好、人口稠密、经济活跃的走廊经济带。而这条道路通往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拥有近30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重振这条通道,建设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国经济文化大走廊,对于确实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战略方针,可谓意义非凡。

  “古苗疆走廊”保留大量珍贵历史文化遗迹

  在今天看来,西南地区并非只有“苗族”,这条走廊为何要命名为“古苗疆走廊”,杨志强解释说,之前也想过很多其他的名称,最终定名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泛称之一,其最初出现即和这条驿道有关;二是“苗疆”这一空间概念形成、扩展及消退的过程都与这条驿道有内在因果关联。

  杨志强说,清代在西南地区工作仍被不少官员视为畏途,拒绝上任或在任上携家逃跑的事件屡有发生。为此朝廷专门制定了“苗疆缺”这一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地区补贴。

  100年前已引起学界注意

  杨志强正在翻译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一本书。100多年前,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鸟居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云南的驿道,尤其是“古苗疆走廊”的路线。可见在当时,这条线路已经引起了某些学界人士的注意。

  杨志强等人在对“古苗疆走廊”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仍保留着大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迹。如黄平、施秉等县市境内仍然保留着一些完好的古驿道线路,古桥、古井、古树也留存不少,而且至今还在为生产生活发挥作用。在上塘乡白岩村,一些居民家保留着从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完整的四合院屋基、明代地砖及石凳、石墙壁等。这条线路还是明代以后东南亚通往中国内地的一条著名的国际通道。如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曾记述了在贵州西部的安顺附近邂逅来自东南亚的大象与“象奴”的情景;素有“黔东门户”之称的贵州省镇远县城旁,有一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老石桥,桥中央修建的魁星阁上,留下“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由此可以窥见当时这条连接东南亚的国际通道上交往频繁的盛况。

  直接促成贵州建省

  今年是贵州建省601年。杨志强曾指出,明初,将元代在现今贵州省内设立的“八番顺元宣慰使司”改为“贵州宣慰使司”,其地分属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辖区内。

  这条道路除了直接导致贵州建省外,也使得整个西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是有学者撰文指出因这条道路的开通,云南省的政治及经济中心由大理东移至昆明及曲靖一线;二是湖南建省或与之有关,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湖南建省始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湖南巡抚”的设立,而“湖南巡抚”是由此前的“偏沅巡抚”易名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偏沅巡抚”之设置早在明代已经出现,主要管辖范围就是这条古驿道上偏桥(今贵州省施秉县)至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一线的卫所,所以当时就曾流传有“先有偏桥,后有湖南”之民谚。

  杨志强指着一张《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示意图》对记者说:可以明显地看出,卫所(相当于今天的部队师、团级编制)是沿着三条由内地入滇的驿道集中分布。其中“东路”沿线呈现出格外密集的线状布局。而他们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这些卫所的遗址大致按每60里一处的距离设置,“这基本上是人一天能走完的距离,如果在一个卫所没有停留,当天是走不到下一个卫所的”。也就是说,卫所的设置充分考虑了维持这条道路通畅的需要。